朝鲜战争该怎么打:中朝高层间的剧烈矛盾(6)
时间:2012-07-05 09:49 责任编辑:亚洲通官网▎值得信赖 来源:亚洲通官网▎值得信赖 点击: 次
四、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
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,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。
这时,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。与此同时,由于战争,到1950年底,朝鲜的“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”。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,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,朝鲜政府便做出了“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”等一系列决定。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“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”的决定,提出了铁路“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”。于是,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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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愿军出国作战,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,资源不足,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,而美军装备精良,机动性强,亦无法取之于敌人。因此,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。但朝鲜山地多,运途远,且路况十分恶劣,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,加上敌机日夜轰炸,损失极大,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。于是,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。
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,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,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。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,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、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。
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,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,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,彭德怀在 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中方先后派人来朝,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,但均未有结果。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,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。到12月底,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、余光生为政委、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(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),负责组织支前运输,并指挥抢修铁路;同时,在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,由中朝双方共管,并充实了力量。1951年1月22日至30日,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,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。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、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、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。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、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、空军司令刘亚楼、炮兵司令陈锡联、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,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。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、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。
经过这些努力,使中断的铁路运输,在球场、定州以北(共延长384公里)恢复了通车,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,较上月增加44%.到4月,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,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(东达释王寺,南到南川)。
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,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,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,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,缺乏统一调度。由于各部门、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,强调各自的重要性,争车、争路、争时间,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。经常出现的情况是,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,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,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,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(如1950年 12月底积压重车竟达329辆)。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,也由双方共管,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。在管理方针上,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,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,尚未确定;在运力分配原则上,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,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,也有争论。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,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,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。为此,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:对运输问题“若无速效解决办法,势必延长战争”。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,建立统一调度、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,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、畅通,已经迫在眉睫。
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,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。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:“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,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,我们总有些人,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”。并说,“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,请你转告高岗同志,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”。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,阻力甚大。
1951年2月19日,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(东北交通部部长)、张明远(东后司副司令员)、彭敏(铁道兵)报告:在谈判中,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,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,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。第一,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,反对中方提出的“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”的原则,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。按照朴宪永的话说,经济就是政治,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。第二,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。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,中方为正,朝方为副,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,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,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。第三,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,反对实行军管制。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,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。
到3月中旬,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。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,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。对此,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,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,对铁路进行控制,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(交通省21号令),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,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。为了尽快达成协议,周恩来做了妥协,除坚持“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,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”外,同意“在目前作战时期,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”。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,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。然而,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,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: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,一、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,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;二、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,委托交通省领导。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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